存在
[澳]尼尔·路西 著
王立秋 试译
存在(being) 一般存在(being generally)（或大写的存在(Being，译文将标注为楷体并以括号注明原文)）与特定存在(particular beings)的关系是什么？这个问题不是用来问阿猫阿狗的，它属于男人女人；这是一个哲学和理论的问题，对此，存在多种可能的回答。我们这里关注的答案来自海德格尔（他对德里达的影响不容忽视），他会赞同存在(Being)的问题只是对男人女人而言的，但无疑，他会补充一点，对“男人”或“女人”概念的援引也就是对我们自己的超前(get ahead of ourselves)。“你知道的第一件事，就是你总是必须等待”，就像地下丝绒乐队(The Velvet Underground)《我在等待那个男人》（猛一看明显是海德格尔式歌曲的标题）歌词里说的那样。
在海德格尔看来，我们必需回到更早的某个（非历史的）时间(time)，即在以本质——人、神、自然，等等——形式来提出存在问题(the question of Being)之前的某个时间。他的计划是，试图在存在(Being)主体性或意识概念的包裹(encapsulation)外，找到一种理解存在(Being)的方式；因为，任何一个这样的概念，都预先假定我们的存在(being)栖居于某种具有某“物(thing)”品质(quality)的“本质”。这样，与“人”或“主体”相反，海德格尔用术语此在(Dasein)（“在-那里(being-there)”或者严格地说，“那里-存在(there-being)”）来指涉有能力提出存在问题的存在(being)形式。“存在(Being)是什么？”这一问题不是由文献(literature)提出的，也不是海豚或岩石（这些都是某种形式的存在(being)）；这是一个只有此在会问的问题。因此，提出存在问题的能力，是此在之存在(being)的突出特征，是那种特定-存在(being-in-particular)的形式。
这把我们带入形器/存有学差异(the ontico-ontological difference)，即诸存在(beings)与存在(Being)之间的差异。此区别与从如何可能拥有对特定事物(particular things)之体验的“本体论(ontological)”问题分出一个由这些事物（比如说，特定存在）组成的“本体(ontic)”世界的需要有关。某种意义上，此在的哲学总是已经本体地(ontically)提出了存在问题；它已经问出了这个或那个形式的特定存在形式的问题。无论如何，（在《存在与时间》中）海德格尔坚持认为，我们的世界是本体论的(ontological)——它不可仅仅简化为当下我们面前的存在(what is there)，而是作为即将在场(presence)事物之可能性而存在。正是这一本体论维度(dimension)，允许我们说“那里有/存在(there is)”(es gibt，予有，被给予)一事物；因此，根据这种对世界的本体论认识(understanding)，世界允许——作为某种礼物(gift)（es gibt也译作“它给予(it gives)”）——事物进入“存在”(to come “to be”)。
存在(Being)的礼物存在-于-世界-之中(being-in-the-world)，这意味着，此在的存在(being)在它与“存在(is)”于世界之中的一切事物的联系(relation)（或关联性(relatedness)）中被给予。这也就是把世界（本体论地(ontologically)理解它）构想为一个整体(totality)，不仅包含诸事物，也容纳诸语言、历史轨道(historical trajectories)、社会运动、政治安排(political agendas)——当然也包括他人(other people)。这样，此在的存在，在与作为他人的整体的世界的关系——“在那里”与“与……共在(being with)”的关联性——中，被给予。遗忘或没有看到此关联性的必要性将错失对此在而言的“本真(authentic)”和“本质(essential)”之物；就只是本体地看待事物（比如，把问题(problem)或概念(concept)视作某物(a thing)）并因此而看不到世界的“世界性(worldliness)”。出于同样的原因，必须注意到，海德格尔并不是真的认为存在脱离(out of)形器/存有学差异，尽管有找到一条越过(past)形而上学(metaphysics)，回到存在(Being)或思想(thought)起源(origin)的道路，是可能的。之所以如此，是因为，尽管存在(Being)的本体论维度已为形而上学所遗忘，存在问题本身仍然与此在“是(is)”什么——在这种情况下，问题不仅是本体论的，同时也是本体的——分不开。因此，对海德格尔而言，不存在回到某个纯然(purely)本体论的时间(a time)、某个完全外在于形而上学的地点(a place)这样的问题。
但是，出于对某种强制性压力(obligatory pressure)的屈从，人们可能会说，海德格尔并没有在探寻存在(Being)业已失去的起源，德里达则不这么看。所以，尽管海德格尔对德里达的影响不容忽视，二者的差异也不可疏漏——尤其是涉及政治的时候，“德里达在政治事务上远离海德格尔”，带着极大的喜剧性讽刺效果，约翰·D.卡普托(John D. Caputo)[1]写道，“就像一个巴黎人会做的那样，后-马克思主义的左派知识分子有可能来自右翼阵营，他反对进步(reactionary)，艰难地(mountain-climbing)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现代主义分子”（《坚果壳》(Nutshell)，153）。以德里达对海德格尔读解“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”（海德格尔的文章，载《早期希腊思想》(Early Greek Thinking)）的看法(reflections)[2]为例，德里达认为，海德格尔使正义(justice)（dike，有秩序等意，通常译作正义，海德格尔解作接缝Fuge）与接合(jointure)、和谐(harmony)与一致(accord)，以及非正义(adikia，通常译作不义，海德格尔解作裂缝Unfuge)与“脱节”(being “out of joint”)相联系（参见《马克思的幽灵们》，23-4）。
当下（根据“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”）是错乱(unhinged)或脱节(out of joint)（adikia）的，德里达说，海德格尔倾向于认为这意味着某物必然业已缺失(have gone missing)，某物必然已经丢失(have been lost already)——在古希腊时期就已经如此。为什么？这是因为，海德格尔问道，当下（任何当下，或当下的当下）怎么会脱节呢？比如，它又与什么脱节？与什么作比较？这并不是说，海德格尔根据某种连续性(a succesion)来读解dike与adikia的关系：先有dike，然后才有adikia。然而他确实扭曲(skew)了二者间的差异，“出于他事实上阐释为偏好(favour)本身、一致偏好——如果要为之命名的话，那就是，在相互协调(harmonizing)中聚集(gathers)或集合(collects)的一致——的可能性的偏好(in favour of)”（《马克思的幽灵们》，27）。一方面，dike是正义的赠礼——它被给予存在(Being)，它是存在(Being)“本身(proper)”，它给存在(Being)以在场(presence)（《马克思的幽灵们》，26-7）。因此，施行正义就是给予他人他们业已所有的东西(what is theirs already)，给予他们内在于存在的一致(the accord within Being)。但另一方面，海德格尔知道，脱节（adikia）亦内在于在场。这样，当下的在场，也就只是在“是自身缺席之物与使自身呈现之物之间的境遇中，离开与到达之物”的空间(space)或通道(passage)之间的“短暂徘徊(lingers awhile)”（《马克思的幽灵们》，25）。但就（在海德格尔的读解中）dike与adikia的相互对立而言，它们并不能通往德里达那里他者的绝对不可决定性(undecidability)或正义的绝对不可计算性(incalculability)的根本意义。说dike“是(is)”正义，说一致(the accord)是存在（无论这个存在是大写的还是小写的）本身(proper)，就是预先假设事先知道，正义和存在(Being)意味着什么。若dike就“是”正义，那么正义就是可决定的(determinable)；因此，它就可以被简化为“法律(the law)”。而如果存在存在本身(there is something that is proper to being)，这种存在岂不又变回向主体性的存在了么？
为了让他者存在，存在不能被理解为在场。为了使他者得以成为根本(radically)、绝对(absolutely)、不可知(unknowably)的他者，我必须不把他者当作诸存在来思考。或者说，至少我必须把他们思考为无存在的诸存在(beings without being)——一切脱-节(dis-joined)、失-调(dis-adjust)、无-依(dis-possessed)的他者，他们现在就在这里，他们已经离去但即将到来，可他们又不完全聚集（作为民族、共同体、种类）在任何一种和谐的一致之中，尤其不是那种存在的大一统(the Grand Accord of Being)。任一这种聚集都预先假设每一个不同的他者都“一样而可供挪用(appropriable as the same)”（《马克思的幽灵们》，27）。无论如何，为了别样地思考存在，必须允许他者不可预期地到来，必须给予他们正义，多于他们应得到的正义地给予他们正义。（参见以下词条：民主[DEMOCRACY]，事件[EVENT]，同一性[IDENTITY]，责任[RESPONSIBILITY]，幽灵性[SPECTRALITY]，增补[SUPPLEMENTARITY]。）
Chora
参见khora词条。
[注]本为译自路西：《德里达词典》，布莱克维尔出版社2004年版，第7-10页。
[1] 美国著名后现代宗教思想家，生于1940年，现任锡拉丘兹大学宗教与人文学科托马斯·J.沃森教授、哲学教授，他本人是天主教徒，因研究德里达的宗教思想而闻名于世，主要著作有：《论宗教》(2001)，《哲学与神学》(2006)，《上帝的弱点：一种事件神学》(2006)，《雅克·德里达的祷与泪》(1997)等。——译注
[2] 关于这部份，可参见朱刚：《开端、裂缝与未来——海德格尔与德里达对“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”的双重解读》，http://www.cnphenomenology.com/0609303.htm 。——译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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